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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晋南朝释教传播取广州港的汗青考查
2、海洋航线是印度释教向中国传播的一大信道。本文的目标不在于商量释教自什么时候由海路传人中国，而是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工具，对两晋南朝古印度和尚取中国和尚根据海路经广州港来华布道取西行求法，作一番汗青考查。现试陈鄙见。
3、取道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和尚最早见诸释教史籍纪录的似乎是耆域。据《高僧传》本传载：
4、耆域者，天竺人还。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俶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没有恒，时人莫之能测。自觉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1]
5、也就是说，耆域是一名“周流华戎，靡有常所”的和尚，他与印度至南海诸国的海洋航线抵扶南国(今柬埔寨)，再由南海诸国至南中国海的航线至好州(今越南)，最终达到“广州”。又载：
6、耆域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没有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以晋惠之终，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2]
7、也就是说，耆域达到广州后，前去襄阳，再由襄阳北上弘法，于西晋惠帝终年达到“洛阳”，正在途中表现出“灵异”现象。应该说，《高僧传》对耆域正在“广州”登陆后至达到“襄阳”前的记录相称简单，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太可能风尘仆仆地赶到襄阳，应是边走边“弘法”。引文说，耆域于“晋惠之终，至于洛阳”。所谓“晋惠之终”，笔者以为其时候大抵正在西晋初惠帝太安至永兴之间(302—。假定他到洛阳前正在沿途停留一年多，那终，由此推算，耆域达到广州登陆的时候应是晋惠帝永康取永宁之间。
8、东晋时，我国和尚法显因“常慨经律舛阙，誓志追求”[3]，取同砚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即是晋安帝隆安三年自长安动身，西渡流沙，往天竺求法。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正在该岛国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于义熙八年乘商人的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国“复随他商，东适广州”，[4]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5]据纪录：“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6]也就是说，由耶婆提到广州通常情况下约50天便可抵达。但法显所乘的商船“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被吹至青州长广郡(正在山东半岛)登陆。所谓“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无疑是持久交游于这条海洋商路上的海商总结的经历。尽管法显最终未能正在广州港登岸，但反应了事先广州港是中国取印度释教互动的重要信道。
9、南朝期间，由广州港收支的和尚增加。据《高僧传》载：刘宋时，释智严“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求法，抵竱宾，进入“摩天陀罗精舍，由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7]他还邀请了佛陀跋陀罗来华传法。佛陀跋陀罗来华后，智严常随跋陀“止长安大寺”。佛陀跋陀罗被姚秦的和尚所摈逐，智严“疏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刘裕西克长安，路经山东。当时，始兴王恢随行游观山川，至智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王恢启请宋武帝延请智严比及建康。屡经恳请，智严才前去，住建康始兴寺。智严性爱虚靖，志躲谊尘，王恢专程为其另建精舍“枳园寺”。[8]据《高僧传》载：
10、智严正在未落发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不戒，每觉得惧。历年禅观而不可以自了，遂更海，重到天竺，谘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敢讯断，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谘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因而．步回。至厕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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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就是说，智严未落发时，已经受过“五戒”，但有所亏犯，厥后落发受具足后，常疑不得不戒，历年禅观而不克不及自—了，又由海路重游天竺，以解困惑。智严那时前去天竺的走法有两种概率：其由建康(今南京)乘海船前去，昔时的航线是沿海岸线睁开的，广州是那时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智严所乘之船无疑会在广州港停靠，弥补给养；其广州港是刘宋时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智严大概先乘小舶到广州，再由广州港乘大商船前去古印度。笔者倾向于后者。但不论是哪种，智严此次取道海路前去印度求法，不太大概不与广州港产生联络。
2、取智严同时代的昙无竭(即法勇)比及古印度求法则取道海路返国。据《高僧传》载：
3、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幼为沙弥，便建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402年)，召集同道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两十五人，共赍幡盖扶养之具，起家北土，远适西方。……进至厕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缘河西进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木舫。后至檀刻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余人，杂三乘学，无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禅师佛驮多罗，此云觉救，彼土咸云：已证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阉梨。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阔，唯赍石蜜为粮，同侣尚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化，余五人同业。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牵挂捆扎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将至舍卫国，野中遇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回命，即有师子由林中出，象错愕驱驰。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叫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回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之。其诚心所感，正在险克济，皆此类还。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10]又据《出三藏记集》载：
4、释法勇者，胡言昙无竭，……幼为沙弥，便建苦行，持戒讽经，为师僧所敬异。尝闻沙门法显、宝云诸僧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元，召集同道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赍幡盖扶养之具，起家北土，远适西方。……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胡书竟，便解胡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无竭偕行沙门余十三人，西行到新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缘河西进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滚水船。后至檀刻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杂三乘学。无竭便停此寺，受具足戒。天竺沙门佛陀多罗，齐言佛救，彼方众僧云其已得道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阉梨。于寺夏坐三月日。复北行至中天竺，旷尽的地方，常赍石蜜为粮。其同侣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屡经危棘。无竭所赍《观世音经》，常用心牵挂捆扎。进涉舍卫国，中野遇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回命，即有师子由林中出，象惊怖奔波。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叫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回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害。其诚心所感，正在峑克济，皆此类还。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11]
5、可见，两书所载大抵不异。引文中，所谓“宋永初之元”即刘宋元初元年；所谓“随舶泛海达广州”中的“随舶”，即“随商舶”，意即随处置海洋商业的“商船”泛海达到广州。也就是说，昙无竭(法勇)召集心领神会的和尚两十五人于刘宋元初元年，由陆路“起家北土，远适西方”求法，途中履历千难万难，最后于南天竺随处置海洋商业的“商船”与海路回到广少Ho
6、前述，智严属由海路前去印度求法的，昙无竭则属正在古印度求法后由海路返国的，他们全是中国和尚。这一期间，古印度和尚由海路来华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
7、求那跋摩是北印度厨宾国和尚，“导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刘宋时，京师名僧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于元嘉元年玄月，面启宋文帝恳求迎请跋摩。宋文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阁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顾临宋境风行玄门。”据《高僧传》本传载：
8、求那跋摩“以圣化宜广，没有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因而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尽。跋摩谓其髣髴鬃耆阉，乃更名灵鹫，于山寺以外，别立禅室，室往寺数里，磬音没有闻，每至叫椎，跋摩已至，或冒雨没有沾，或履泥没有湿，时众道俗，莫没有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以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仰慕，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慰藉，……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往，因而山旅水宾，往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进禅，累日没有出，寺僧遣沙弥往侯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满盈生青莲华。沙弥惊骇大叫，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斯。……后文帝重敕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皆，以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邺(引者按：即建康)，文帝引见，劳问周到”。[12]
9、求那跋摩来华的年月，以上引文中没有明白阐明，但引文说他“路由始兴，经停岁许……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即建康)”。据此逆推，求那跋摩应该是正在元嘉六年到达广州的，切实地说，是正在昔时春季以后到达的。也就是说，求那跋摩应宋文帝的约请来华弘法，于元嘉六年夏秋季之间由海路来广州。引文中的“始兴(郡)”设于三国吴甘露元年分桂阳郡南部皆尉置，治正在曲江县(今韶关市东南)，辖境相称于今广东曲江、乐昌、仁化，乳源、南雄、始兴、连、连山、连南、阳山、英德、清远、翁源、韶关等市县地。前后属荆州、广州、湘州。梁以后辖境缩小。隋开皇九年并人韶州。[13]求那跋摩先正在始兴郡境内弘法，于始兴的虎市山竖立梵刹，又于寺外别立禅院修持。获得始兴太守蔡茂之的礼敬，用时一年多，“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因宋文帝重申礼请，“乃泛舟下皆，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
10、继求那跋摩以后来华的是求那跋陀罗。据《高僧传》本传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