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江映月·星云说偈：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古德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善友难遇」，如果难得而都能得到，那真要好好珍惜！
《阿含经》里有一则海龟喻，是说要想得到人身，就如一只盲龟，在大海中漂流，要找到一根可以倚靠攀救的浮木非常不容易，尤其浮木上还要有个孔，让盲龟的头伸出来以便漂浮，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说「人身难得」！经典又喻示「得人身如爪上泥，失人身如大地土」，人身难得，生命易逝，我们能不好好珍惜，不好好修持这宝贵的人身吗？
「佛法难闻」，要听闻佛法也不容易。今天有很多人到处礼拜寺院，求闻佛法，却很少有人能心行密合。很多人能讲说佛法，但能讲得契理契机的很少；有时讲说者的观念不纯正，常会以盲引盲，把信徒导入邪路上去。或者讲经的人太执着，使闻法者执迷，不能接触到真正的佛法。有些人劝他们听闻佛法，却推说没有时间，缘分未到，可见佛法难闻。
「中国难生」，中国是指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都很优秀的国家，相对其他争战连连，经济萧条，文化低落的国家则称边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福报可以出生在富强安乐的国家，像现今中东战争不断，难民潮一波波，非洲也是种族冲突，饥馑连连，人民百姓都很苦。人生在世，能有平安富足的生活，能受良好的教育是十分不容易的。
经典上说人有三件事比天人殊胜：第一是记忆，第二是梵行，第三是勤勇。所以，生而为人，要懂得修持；即使是天人，若只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持，福报享尽时也会堕落。我们已得人身，如果不趁早精进修持，在这一生消逝前求得度脱的话，将来要向何处超度此身呢？人，处在生天与堕落恶道的枢纽，如何向上提升而不下堕恶趣，实在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
更多星云法师佛学内容
-----------------------------------------------------------------------------------------------------------------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赯吉思)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赯吉思)
[西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6-10页
【作者简介】赯吉思，西北民族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文章着重就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关系问题作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传入蒙古王室，是与蒙古统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蒙古王室接受藏传佛教，客观上强化了元代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关 键 词】元代|蒙古王室|藏传佛教
元代，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不仅对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加强了与蒙古王室的联系。探讨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于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不无稗益。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萨班是西藏的谈判代表，而不是人质。那么在双方谈判顺利结束、各项协议圆满达成之后，萨班为何没有返回西藏？他从西藏出发时带了两位年幼的侄子来凉州，这又出于什么意图呢？对此我们不能不作深入考虑。从时间上考虑，谈判结束后萨班有充足的时间返回萨迦；从谈判代表的角度考虑，萨班也没必要带两位幼童，而应带高僧或政界要人才对。我们现在尚不知阔端与萨班的信使交往的内幕和具体内容，但从他们的行为及具体结果中可以判断出萨班是肩负两重使命(即政治谈判和传播佛法)前往凉州的。萨班从拉萨出发时，萨班已决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世俗政治势力归附蒙古汗国。同时，萨班也知道阔端已皈依佛教。这样，萨迦派可以与强大的蒙古王室保持长期的密切关系。同时他也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在萨满教占居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当中传播佛教，并非易事，不可能在他有限的岁月里实现。因此，他携带幼年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以备继承他的事业。果然，后来的情况亦完全灵验了这位深谋远虑的老法主的判断。而阔端也确实兑现了他给萨班的诏书中的承诺。这实际上是封萨班为自己的上师。阔端既已皈依佛法，又是佛教之圣地的领主，依照祖制尊奉“上师”也是情理中的事。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并且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之大门。当时只是由于阔端的地位和身份所限，不能公开封称“国师”、“上师”等法号而已。
阔端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的热心和积极的态度，并非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很多迹象表明，阔端虽然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热的信教徒。他的行为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务。只不过阔端的做法更为高明些，更适合于西藏当时的世俗社会和宗教势力的现实情况和时代要求而已。
继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建立的政治宗教联系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继承和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对吐蕃的宗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吐蕃的经营治理，使蒙藏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蒙哥汗继汗位后，一边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实行分封制；一边又颁发诏书宣布免除僧人赋税、兵差、劳役，保护僧人们的利益。诏书中还承认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蒙哥汗与萨迦派保持正式关系外，同时也与其他教派发生关系。蒙哥汗在西藏的封地就是止贡派的势力范围，而且他与噶玛噶举派也有密切的关系。该派领袖噶玛拔希于1256年投奔蒙哥汗，蒙哥汗除赐授他金印、白银外，还有一顶金边黑帽，从此开始了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转世。可见，蒙哥汗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的是平等对待、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这亦是按照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从此以后，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注意加紧与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员，甚至于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扶植。总之，蒙哥汗时期对西藏的经营，无论是派军队镇守、清查户口，还是以各种手法拢络西藏佛教各教派上层人士等，其目的是为了把西藏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过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为萨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继承了他叔父的衣钵，使佛法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得到发扬光大。而作为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显然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岁时来到蒙古，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他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斗，加上他叔父萨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聪明颖悟，使他学到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培养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的漩涡中，八思巴始终正确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给忽必烈产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势，为其传教说法铺平了道路。同时，他还凭借谦逊平和的品行、勤恳好学的精神、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爱和敬重，并使忽必烈接受了藏传佛教。
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的情况，接受了中原汉人的文化。在他的王府中，招徕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作幕僚，并十分重用他们。大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乃至夺取汗位，“立国规模”等，多出自这些人的计谋。他们还给忽必烈的讲解汉族文化经典《大学衍义》、《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历史等。在这些幕僚当中，汉地僧人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影响最深。由于他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的安邦、定国、治吏、用兵等主张，对忽必烈采用“汉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他就更加紧密地与汉族的政治及文化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国内地的佛教文化无疑会对忽必烈的思想信仰产生重大影响。但虽然如此，忽必烈及其他诸王贵族最后还是选择了藏传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内向、保守、封闭等基本特性。然而藏传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区的宗教舞台，这对靠剑与火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蒙古统治阶级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对忽必烈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大有所为的政治人物接受藏传佛教的现象加以探究，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实用主义心理有关，同时也与藏传佛教对这种实用主义心理的满足有着密切联系。
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实用主义心理，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提倡宗教，似乎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然而忽必烈提倡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为了利用它，而是还企图在佛教中寻求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方法。《元史·释老传》记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乃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则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从这段记载中，清楚地看出忽必烈推崇藏传佛教，并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地统治西藏。重用一个八思巴，胜过动用千军万马去征伐“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的西藏，这是根据西藏特殊的宗教制度所采取的策略。西藏虽然教派林立，但是由于前世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过确立萨迦派的领导地位，带来了整个西藏的归顺。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对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来说，不能不仿效其前人的做法。可是这种“怀柔”的策略，在汉地是行不通的。在汉地，东晋南北朝时代，统治者对佛教加以利用和支持，而且当时许多有名的僧人受贵族王室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国师”的称号。到了唐朝和辽、金时代，国师等僧人兼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但是没有一个朝代的宗教势力象藏传佛教那样介入到政权领域。特别是到了宋朝，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强化，佛教完全被控制在世俗政权统治之下。正是在中央政权的限制下，佛教逐步走向大众化、通俗化、丧失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而作为佛教的精英——高僧，则脱离大众化需要，逐渐地与佛教溶为一体。佛教在宋朝已经呈现出衰微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不会不意识到汉地佛教难以成为强化自己统治的武器。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归属蒙古汗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杰出贡献，以及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大大提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藏传佛教从忽必烈汗的个人信仰，很快变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忽必烈始终忠实地贯彻了其祖父的宗教政策，并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蒙古族百姓和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仍然同时并存、自由信仰。这是藏传佛教只在蒙古王室达官贵族中间受到信仰，而在下层的蒙古族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传播的主要原因。从藏传佛教方面看，萨迦派由于受到优厚的政治待遇和丰富的物质享受而满足于现状，不求扩张教派势力。从其他教派方面来看，由于元朝实施合理的宗教政策，使得教派斗争难以激化。八思巴作为统领全国释教的帝师，对待各教派基本采取了相互平等、自由信仰的态度。因而对其他教派形成安全感。同时，萨迦派由于受到朝廷的格外宠爱，限止了其他教派的膨胀势头。八思巴和忽必烈之后，元朝历代皇帝在继续支持扶植萨迦派的同时，与其他教派也不断接触，给以赏赐，进行拢络，这不仅在客观上鼓励各教派为争取宠爱而与中央保持亲近，同时也限止了各教派因内部冲突而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态势。
另外，元朝政府牢牢地控制着西藏宗教势力和地方政权，作为地方世俗势力，不能(也不能)插手宗教事务，使得教派之间政治斗争得以缓和，教派势力向外扩张的需求也逐渐地淡薄了。同时元朝历代皇帝的帝师们无论出身于哪一个教派，都没有在皇室以外的地方扩大其势力范围。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后的百余年间，主要在皇宫从事宗教活动传播，而广大的蒙古族百姓并没有皈依佛门，他们依然信奉原有的萨满教。随着元朝的覆灭，蒙古统治者撤出中原，退回塞外草原，藏传佛教一度在蒙古社会中声销迹灭，历经2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再度弘传。
